一个伟大的商业城市，她的魅力不只在于让那些已经强大的公司愿意在这里建立分支机构或总部，更在于她有机会，能让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让平凡人做成不平凡的事
在“上海为何不出马云”的命题中，马云只是一个符号，就如一片云彩。重要的是，这个命题让这座大都市有机会感受草根的活力、平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自主自信创业奋斗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以及开放包容的重要性
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不约而同地提到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并对他的创业精神和发展模式给予赞许。俞正声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像马云这样的人，在我们这儿没有成长？可能我们多少有一点问题。”汪洋的看法是：阿里巴巴的发展路径与广东中小企业的发展思路非常契合，广东中小企业发展目前面临着一些困境，阿里巴巴的发展有不少启发。
为何关注马云
上海和广东向为中国经济重镇，亦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两地知名企业很多，知名企业家也不少。单就销售收入、利润指标看，阿里巴巴和沪粤很多企业相比差距还不小。阿里巴巴B2B公司（1688.HK，下称“阿里巴巴”）2006年实现净利润2.199亿元，据其去年10月发布的招股说明书初稿中预计，2007年净利润将增至6.22亿元。这一数字即使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中也不属前茅，更不用说与垄断型企业和上游资源企业相比了。
那么，俞正声和汪洋为什么偏偏对马云这个源自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给予如此关注呢？
在更广意义上，还可以问：为什么是马云和阿里巴巴，而不是那些资产规模庞大的国企和在华投资的外企，更能获得全球商界的肯定？去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有记者问比尔·盖茨：“下一个比尔·盖茨是谁？”他回答：“亚洲的马云。”去年11月6日阿里巴巴上市，早间交易的前15分钟，由于投资者交易活跃，多家机构甚至香港交易所都出现用户堵塞导致的慢机现象，使港交所不得不宣布未来将斥资4.5亿港元改造交易系统。一家8年前由18位普通创业者用50万元资金在杭州一处民宅创立的小公司，为什么可以造就“自Google以来全球最火的网络公司IPO”？
阿里巴巴的价值
对上述问题，大致可以这样回答：
第一，阿里巴巴具备的全球商业价值。和Google代表的搜索模式、雅虎代表的门户模式、eBay代表的C2C模式、亚马逊代表的B2C模式一样，阿里巴巴B2B模式正成为全球互联网视野中的“第五模式”。以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和数以亿计的个人创业者为基础，阿里巴巴、淘宝等还有巨大发展潜力，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网上贸易市场和电子商务公司。
第二，阿里巴巴具备内生的创新基因。早年在西湖边靠给外国人当导游练出一口流利英语、大学学外语、毕业后办过翻译社的马云，对国外很了解，最早知道互联网也是1995年在美国出差时。但和那些“言必称西方”者不同，马云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自信和平常心。阿里巴巴没有复制国外已有的商业模式，淘宝网的打法也是土生土长土里土气的，2003年创办的“支付宝”充满中国特色，还有最新的阿里妈妈……所有这些，都是从中国市场中长出来的。除雅虎（中国）外，阿里巴巴集团所有公司都诞生在马云三房一厅的家中，那种朴素的、紧贴中小企业和创业者、为他们服务的力量，那种相信梦想、脚踏实地、不屈不挠的力量，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创新奇迹。
第三，阿里巴巴在中国经济中的象征意义。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是阿里巴巴的愿景。从阿里巴巴到淘宝，互联网的力量和开放公平、保证信用畅通的贸易环境相结合，为草根阶层带来了经济机会，为中小企业创造出低成本开展市场营销的平台。在这一电子商务条件下的生态系统中，没有户口的限制和就业的歧视，没有外部的主宰和强制的规定，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背景。只要你的产品能够被买家接受，只要你持续地积累信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买家找到你。每个参与买卖的个体都是普通的，但当无数的他们自然地、自发地连接整合到一起，彼此交易与合作，并在交易中积累和扩散知识时，创造性的活力和开放市场的作用就显现了。这样的电子商务市场可以比沃尔玛大得多，在上面交易的个体所连接的，是中国庞大的就业人口，是“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活生生的图景。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阿里巴巴存在的坚实基础。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变革过程中，无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是城市劳动力的重组，都要依靠大量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条件的企业的发展。而这类企业主要是在竞争性领域中出现的非公有制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5年间，中国的城镇就业以平均每年829万人的速度扩大，且在2000年后呈加快趋势。从结构上看，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部门的就业平均每年减少696万人；而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港澳台商、外商投资等新兴所有制形式部门，则以每年平均298万人的速度为城镇提供就业机会；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以每年391万人的速度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指出：“中国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改革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和非正规部门的扩大推动的。”阿里巴巴覆盖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非公有制性质的中小企业，但恰恰是它们支撑了中国就业和“中国制造”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所走的是一条完全符合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目标的道路：降低交易成本，创造顾客价值，没有污染，高就业系数，推广商业信用，充满自主创业精神。
对中国这样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大国来说，比起资源垄断型的行业、资产价格暴涨的行业、奢侈享乐的行业、炒作不休的行业、沉溺迷失的行业，也许那些粘连在阿里巴巴周围的数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们，那些质朴坚韧、追求成功、艰苦奋斗、自主负责的力量，才是这个国家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中屹立不倒的基础。我们赞扬马云和阿里巴巴，要因就在于此。
马云话题对上海的意义
关于“上海为何不出马云”的话题，媒体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不少人透过这一现象去思考上海如何创造出更适宜创业、更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上海有自身的资源禀赋特点，更适于大企业发展，上海不是什么企业都需要的，草根式的小企业也未必适合；还有人说，阿里巴巴那点收入有什么了不起？除了浙江，又有哪个省市能出马云，又不只是上海？！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命题的意义？
首先，客观地说，提出“上海为何不出马云”，并不等于说上海营商环境不好，不适合民营企业发展。事实上，从陈天桥、郭广昌到梁建章、季琦、江南春，都是在上海白手起家的；史玉柱在上海东山再起；刘永行到上海后实现转型。从他们的切身经验看，上海创业和营商的优势是突出的，如人才多、信用程度高、交通便利、城市管理和生活条件好、金融服务强、信息发达、和国际接轨程度、员工职业化程度都比较高，等等。上海目前许多科技园区、创业园区、高校附近的知识经济园区，都孕育和生长着希望。
其次，需要看到的是，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上海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今天中国商界的主流企业家中，来自上海的企业家，尤其是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家还比较少，在这方面上海落后于北京、广东、浙江的企业家群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陈天桥、郭广昌、梁建章、季琦、江南春们，考察他们的背景，也都是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名校读书，多为学生干部，毕业后也多在国企或学校工作，后再下海。上海为何不出马云？一个也许不那么恰当但却真实的理由是，马云没有读过上海的大学。他只是杭州师范学院的毕业生，相貌平平，还爱说“大话”，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时“甚至害怕触摸电脑的按键，谁知道这玩意儿多少钱呢，要是把它弄坏了就得赔了”，这么一个外地人想到上海创业，又不是“海龟”，也没有高级职称，几乎无法“落户”。如果马云碰巧很在乎户口，他就不会留下来。
创业是一件简单但奇妙的事情。著名软件公司甲骨文的总裁埃里森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我，埃里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艾伦，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也是个退学生……第11位，就像史蒂夫·鲍尔默，他是研究生时辍的学。”对他提到的每家企业，上海应该都有引进的兴趣。但我们想过没有，这些企业的创办者，当他们年轻辍学的时候，我们这座城市，城市的习惯、文化，城市里的人，会乐意接纳他们吗？
“上海为何不出马云”命题的深刻性就在于此，它提醒我们：也许上海少一个马云并不可怕，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上海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创设一种更好的氛围与文化，容纳和迎接那些普普通通的创业者。他们不会有世界500强的光环，但谁敢说若干年后他们不会成为比尔·盖茨和马云式的人物呢？一个伟大的商业城市，她的魅力不只在于让那些已经强大的公司愿意在这里建立分支机构或总部，更在于她有机会，能让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让平凡人做成不平凡的事。诚然，真正的创业者不会因为户口一类的羁绊或者暂时的文化冲击就放弃选择，但是反过来说，这座城市为什么不可以更主动、更积极地去包容和开放呢？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精神，是敢于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精神，是崇尚奋斗、不喜逸乐、无休无止坚韧追求的精神。一座呼唤、需要、易于生长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城市，才有长久的生机。
我们乐见上海出现马云，更希望上海的商业土壤和社会文化土壤具备持续产生马云的基因。这种基因，是开放、包容、平等和创新的基因。它要求我们更加珍惜人才这种“会流动的资产”，向全国更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