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政府即将正式出台广州市范围内对电动自行车不予登记、不准上路行驶的有关规定，将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行驶。(《信息时报》)
在广州之前，由福州伊始，国内很多城市也发生过电动自行车禁与不禁的争议。最后，继续封杀的城市有之，像北京这般解禁给电动车上牌的城市也有之。而更多的城市则是像南昌市这般观望，执法部门既做超标电动车不能上路的表态，但在具体执法时却颇为“体谅百姓苦衷”，默许电动车上路。
现在来讨论禁止电动车上路的问题，无论在哪个大些的城市，都面临着怎么处置电动车庞大的社会保有量问题。据统计，目前广州全市的电动车已超过7万辆。如果一朝被禁，光是停放报废车辆就需要一个巨大的垃圾场。除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外，由此造成的普通消费者的损失，到底该由谁来埋单？
很多城市之所以对电动车“痛下杀手”，最主要的原因是许多电动自行车已向“轻摩化”转变，而“轻摩化”的电动自行车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是电动自行车当中的“违规分子”，理应禁止上路。但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似乎有“连坐”的嫌疑，比如广州市就封杀了所有电动车。难怪有市民打比方：“这就好比一群人里头有几个违法犯罪了，就把一群人全部杀掉，这样做非常荒唐。”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项新技术新产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有关部门在应对这一过程时，表现出观念滞后、部门失调的行政管理弊端。造成的局面就是，一边准许电动车的生产、销售，准许消费者购买，最后却不准许消费者使用。
电动自行车困局表明，政府决策的协调性、一贯性必须加强，顾头不顾尾的决策势必造成更大困局。因为从行政成本来说，政府也要讲诚信，要用一个声音讲话，不要部门之间相互“打架”，误导百姓或让百姓无所适从。具体到该事件中，电动自行车是合法产品，其销售得到工商部门许可，是合法的，但交警部门拒绝让其挂牌，这就凸显政府部门之间的不一致。这实际上也降低了政府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