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美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种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了。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是因为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的演变，存在两种相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又源自两种差异极大的商业周期理论。
第一种观点是这样的：信息科技革命引发了推升美国生产率的重大变革。消费者目睹了这一切，并准确推断出自己的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有所增加。这便促成了消费的繁荣。美国消费者这么做是理性的，因为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增加了他们的“永久收入”，让他们在借贷消费时可以这样预计：未来更高的收入可以轻松偿还这些债务（包括外债）。
按照这种观点，美国最近的经济放缓是一种暂时现象。消费繁荣有加剧通货膨胀的效应，而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已做出正确反应，提高了利率。一旦通货膨胀被导入正轨，经济就能恢复其长期增长率，而信息科技革命一直在提高这种增长率。于是美国将实现软着陆。
这种乐观观点信奉的是如今主导学术界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生产率的巨大变化驱动着商业周期运行。积极的生产率变化，使人们认为未来收入会有所增加，从而增加借贷，进而出现消费繁荣。消极的生产率变化则使永久收入降低，从而导致消费者减少借贷。
这种理论也可用来解释欧元区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低增长状况。这种低增长的源头，是生产率增长的下降，这是结构僵化导致的结果，这种僵化阻碍了欧洲利用信息革命浪潮发展的进程。生产率增幅的下降，减少了消费者的永久收入，同时降低了他们的消费意愿。结果，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毫无生气可言。
从这个角度讲，最近欧元区经济活动的急剧活跃，应被视为一种暂时现象。只要结构改革不展开，欧元区的生产率增幅就仍将维持较低水平，经济增长也必将回归低迷。
这个有关商业周期的主要经济理论进而预计，无论是最近美国经济增长的低迷，还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活跃，都是暂时的。对美国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对欧元区而言，这可是个坏消息。
不过，还存在另一种观点，它对未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推断。这种观点源自如下看法：人们很难理解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例如，当信息科技革命开始时，在消费者的观念中，还不清楚这对于他们未来的收入有什么意义。这种未知状态容易带来羊群效应，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都是如此。他们会追随假装了解真相的舆论影响者。在这种环境中，过度的乐观主义很容易产生。这种乐观主义有一种自我实现的特征：由于消费者的乐观，他们消费得更多，投资者投资得更多，进而确证了普遍存在的乐观态度。这当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额外的投资提高了生产率，从而增加了更多的自我确证特征。经济似乎会走向一种崭新、永恒的“乐观平衡”(optimistic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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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没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过度乐观的态度是不能持久的，并会导致一次修正。对乐观图景的怀疑开始出现。这很容易滑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悲观主义。同样具有自我实现特征的相反演变开始了：悲观态度导致消费者消费得更少，投资者投资得更少，进而又确证了已有的悲观。生产率增长下降。经济似乎陷入了一种“悲观平衡”(pessimistic equilibrium)状态。
第二种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特征是，生产率变量只是部分受外部因素影响。当然，它受到科技和结构因素的影响。然而，生产率增长还有一个受投资意愿驱动的内生因素；而投资意愿反过来又受到乐观或悲观态度的驱动。
这种理论对未来有怎样的暗示呢？如果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浪潮驱动商业周期，那么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就不十分明确了：美国经济低迷是否属于不久将得到纠正的暂时现象？或者欧元区的经济复苏是否会迅速消失并回归低迷状态？美国经济或许会在一段时期内陷入“悲观均衡”，而欧元区则相反，这种情况并不令人难以置信。欧元区可能很满意于维持一段时间的“乐观平衡”。
这种说法牵强吗？想想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吧，当时悲观主义和生产率低增长也曾主导美国经济。可随后美国就进入了一段经济活跃和高增长时期。看起来，相信美国将无限期地持续享受这种美妙时光才是更牵强的。
本文作者是比利时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