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西梧
在当今中国的城镇，如果哪个家庭没有遭受丢失自行车的苦恼（从不骑自行车的除外），那他一定是万分幸运的。据公安部披露，我国自行车每年被盗400万多辆，其中电动自行车70多万辆，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半数以上城市家庭有自行车被盗经历。
在我们这个“自行车王国”，大多数百姓仍把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目前全国自行车保有量达4．7亿辆，其中普通自行车4．2亿辆，电动自行车4．2亿辆。对一般的家庭来讲，买一辆也就花三二百元，可丢失一辆自行车引发的愤慨和憋屈却远超过其价钱的损失，会带来连锁反应：丢失的自行车一般都是新买的，刚骑没几天就被盗，很令人愤怒；如今自行车丢失往往都是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往往还加了双锁，这种防不胜防令人增加了对治安状况的气恼；丢失车子后到派出所报案，八成是带理不理，不当回事，更给人火上浇油；自行车丢了，但车子还是要骑的，买还是不买，再买了还丢怎么办？事情发展到此，已是气不打一处来了。
气不打一处来，肯定是要骂娘，骂小偷的可恶，骂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继而就要骂到政府对民生疾苦的漠视。的确，4．7亿辆自行车，起码涉及到3亿个家庭。自行车与其他物品不一样，不能藏在家里掖在身上，是必须骑出去并存放在外的。如果每天存车时都提心吊胆，上班时惴惴不安，如何能心情舒畅？今年以来，关注民生成为各级领导频率最高的表态，而涉及3亿家庭的利害关系就是很大的民生问题。自行车屡屡被盗，并不是近几年的事情，已成为令民众深恶痛绝的社会顽疾。要再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进行治理，首先影响的，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各级政府把自己主要定位在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上，而民众则更希望政府更多承担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自行车是小偷偷走的，政府官员可能以为是社会常见的小偷小摸行径，不足为奇。但老百姓却不认为光是小偷的问题，而是政府管理不到位，公共服务不尽心所致，很容易迁怒于政府职能上的不作为，百姓疾苦上不关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的是政府的威信。
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近期，公安部门将在全国开展治理自行车被盗的专项行动，与此同时出台了“治本”的3条措施：一是由生产企业给出厂的自行车编码，确定每辆自行车的“身份证”；二是实行自行车购销实名制，将信息存入全国自行车防盗信息；三是建立盗车人“黑名单”，对再次抓获的人进行从重处罚。
这几项措施应该说很有针对性，但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自行车频丢的顽疾让人不敢抱太大的期望。无论“身份证”也好、实名制也好，主要是借用了汽车的管理办法。其实，这些措施在过去购买自行车都有，比如打钢印、发小本，车主基本上填的都是实名，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保护。从重惩处偷车惯犯，更是“源尾”治标的举措。百姓最期待的，还是政府部门对此问题的重视：对建立安全存车场所的重视，在单位、学校和公共场所，能设有规范的停车场，有专人看管；对车辆丢失后报案的重视，公安部门能主动去察看现场，登记备案；对案件查处的重视，表现出应有姿态，不要敷衍应付；对整治二手车市场的重视，彻底摧毁二手车黑市已形成的偷、运、改、销“一条龙”犯罪链条；对被偷车辆返还失主的重视，每查缴一辆赃车，能及时查到车主，告知失主，不要只在媒体公示一遍了事。
当然，要完善这些措施，政府需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民生问题的成本，既要从经济角度计算，更要从政治的角度考量。政治学上认为，对政府管理和服务行为的投入与产出进行经济学式的分析，良好的政府绩效意味着能以较低的投入取得较高的产出，这种产出不仅为群众挽回了损失，更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亲和力和接近感。
前段时间，广西对“扫地不力”的13名干部进行了处理，引起社会巨大反响。有关方面对他们处理的理由是“一地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例子套用到当前治理自行车频丢的顽疾上，是否也可以说“一车安全难保，何以保百姓安居乐业？”
(编辑：中国电动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