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将收入分配问题与宏观调控联系起来——7月16日召开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第91次全体会议清晰地提出了这一命题。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年会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提出，宏观调控应当有一个科学、统一、稳定的分析框架，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在昨天本版的报道中，已经简要报道了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李扬的分析切中要害。为此，我们约请他就此话题进一步解读，以飨读者。
李扬
我国投资的资金来源的55.6%是“自筹资金”，这显然归因于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上升。在这种格局下，通过金融信贷手段来控制投资，就很难有明显效果，因为政府和很多企业的投资并不依赖贷款
从供给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于高储蓄率或与此有关。但是，指出这一事实还不够，进一步，还需要细致地研究：在国民经济中，究竟是哪一个部门在储蓄？只有深入分析国民储蓄的部门结构，我们才能制定有的放矢的政策。
居民储蓄率下降 政府、企业储蓄率上升
最近，我们运用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完成了一项关于中国储蓄结构的研究，已经发表在最近一期的《经济研究》上。由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滞后两年，这项研究只能覆盖1992～2003年共12年的情况。这项研究得出了三个结论：
其一，居民储蓄率是下降的。1992～2003年，居民储蓄率从22.6%下降到18.1%。到2003年，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占比仅为42.1%。这个下降是比较显著的。而且，虽然还没有可靠的数据来分析2003年以来的情况，但是，各种相关数据可以让我们有把握地说，居民储蓄率下降趋势仍在继续。
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变化；二是居民储蓄倾向的变化。分析显示，我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下降。改革开放30年，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显然跟不上GDP的增长幅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各种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得居民必须用自己的储蓄来解决诸如养老、失业、医疗、教育等问题，居民的储蓄倾向事实上是有所提高的。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可以认定，我国居民收入占比下降问题比统计数据显示得更为严重。
其二，企业的储蓄率缓步上升。1992～2003年，企业储蓄率从11.55%上升到15.47%，提高了3.92个百分点。2003年，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36%。有些分析者认为，企业储蓄率提高，反映了中国企业效率近年来有较大的改善。这可能是事实，但并不是全部。
我们认为，至少还有三个因素不可忽视：第一，企业的工资成本较低，这与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较慢的事实相表里。第二，企业的资金成本很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利率水平经历了由高到低的发展过程，目前我们的利率水平在历史上是较低的；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更为明显。造成中国利率水平较低的原因很多：在国内，主要归因于储蓄率长期高悬——资金供应充裕，自然使得利率水平很难上行；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各国储蓄率普遍提高并导致流动性膨胀，使得全球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上较低的水平，这显然也对我国利率水平的走势有较大影响。第三，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提高，造成利润高升。
其三，政府储蓄率急剧上升。1992～2003年，政府储蓄率从6.55%提高到9.39%，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占比为21.7%。从研究的时间段看，政府储蓄率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2000年之前。那时候，我们面临的是“两个比重下降”的问题。经过多方面努力，政府储蓄率在波动中略有上升。1992～2000年，政府储蓄率由6%微升至6.4%。第二阶段是2000～2003年，总的趋势是政府储蓄率急剧上升。而且，政府储蓄的上升构成国民储蓄率提高的主因。2003年，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整个国民储蓄率却只上升了不到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0～2003年，我国增加的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
政府过多卷入投资和生产
2004年以来政府储蓄的变化尚无可靠的数据来判断，但是相关的数据却透露出相同的趋势可能延续。2004年和2005年，财政每年仅超收就达到5000亿元；2006年超收7000亿元；今年预计可超收1万亿元。政府储蓄率上升的原因，可以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观察。
从初次分配来看，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税收超速增长，同时也由于地方政府越来越深地直接卷入了投资和生产过程，政府初次分配的收入提高很快。在再分配环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所得税和社保缴款，主要支出是社会保障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统计分析显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再分配环节取得了正的收入，换言之，作为一个总体，政府的收支并没有很好发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积极作用。另外，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还有大量未统计的收入。如果把这一部分加进来，政府储蓄上升的趋势就更为显著了。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上述变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极为深广。举例来说，在目前的储蓄格局下，要想控制投资就无法下手。统计显示，2007年4月，我国投资的资金来源的55.6%是“自筹资金”，这显然归因于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上升。在这种格局下，通过金融信贷手段来控制投资，就很难有明显效果，因为政府和很多企业的投资并不依赖贷款。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今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提高劳动报酬，增加福利支出
公平收入分配，应当采取的措施很多。集中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需要做的是逐渐提高劳动报酬。对此，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事实上，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已经反映出我国劳动报酬提高的要求。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亦为必须之举。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社会福利支出的占比没有提高、甚至呈下滑之势，构成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收入分配结构恶化和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不快的主要原因。最后，应当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借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
其次，财政政策应当在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主导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财政部门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因素之一。
就减税而论，降低生产税的税率和降低所得税税率，应属题中应有之义。就增支而言，应当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期同时实现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公共消费的目标，为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作出积极贡献。
重新塑造核心竞争力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固然为建设和谐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和提高国民消费率所必须，但是在实行这一转变时，我们应当十分认真地考虑如下两个可能是同等重要的问题。
第一，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低工资方面。如果确认今后工资水平逐步提高是一个趋势，那么，我们就应清醒地看到：这样做，同时就意味着中国今后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开始下降。因此，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任务是，我们必须加快重新塑造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要全面转向节约型、技术进步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上来。我觉得，目前已经到了严肃地提出并全面落实这个战略转换目标的时候了。
第二，当我们提出全面向公共财政转型，财政政策应更加注意公平收入分配和提高全民福利水平的任务时，千万要注意，一是不能体制复归，二是不要走北欧的老路。现在有这样的倾向，认为财政收入每年以接近30%的速度增长，政府可以逐渐把各种支出都包下来。在扶贫、住房、医疗保障、教育、养老等领域，都可以听到要增加支出的诉求。在我看来，这些诉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进行体制安排时，应当特别小心谨慎。
我们主张，利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政府收入高增长的好条件，解决一些临时性、一次性问题，还历史的旧账，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但是，凡属制度性安排，凡属刚性的支出，均应谨慎从事，从低标准做起。冷静且有远见的决策不能只看目前，要考虑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格局毕竟不可能长期持续，更要看到财政支出上去了，就会“尾大不掉”，形成下一年增长的“基数”。中国改革开放前，北欧及其他很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福利增加是容易的，皆大欢喜；而要减少则是困难的。总之，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但我们应瞻前顾后，作好长期安排。（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