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迪伦 徐春英
现在每个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变化很大。主要有几方面：一是收入增长有结余了，如何支配、保值增值？第二，福利待遇制度改了，需要自己负担的多了，这一系列如何安排得更好？第三，提前消费、贷款买房、贷款买车
这三方面的变化说明理财需求增长很快，市场很大
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走好、商业银行整体对零售银行业务的战略性重视及股票市场牛市的确立和持续运行，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人们的投资理财意识正在全方位觉醒。
一个金融业“老帅”，在古稀之年再一次做了新选择。他就是刘鸿儒。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证监会主席，现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会长。
如同在上世纪80年代人民银行副行长任上创立“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一样，在退休多年之后，刘鸿儒重归金融教育，以巨大的热情力图建立中国最高水平的金融理财规划师的教育培训体系。
2004年9月1日，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FPSCC）正式成立，首倡者刘鸿儒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2006年4月，FPSCC正式加入国际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FPSB，即国际CFPTM组织），成为正式会员。
最近，刘鸿儒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
《第一财经日报》：你创立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的初衷是什么？
刘鸿儒：近年来，在经济连续高速增长方面，媒体报道得比较多，国际评论也多。但对于“民富”这一方面媒体报道不多，但这又是每个人生活体验最深的。现在老百姓有钱怎么用？这是当前比较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制度改了，住房、教育、医疗三大项，国家包不下来了，另外，即使国家包，他也不满足了。这样就产生开支如何合理安排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任上的时候，在成都专门做了一个存款用途的调查，发现有点储蓄存款的大体是给孩子上学或者是买个大件作准备，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现在就不一样了，每个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变化很大。
这主要有几方面：一是收入增长了有结余了，如何支配，如何保值增值？这是个大问题；第二，福利待遇制度改了，需要自己负担的多了，从小到老，这一系列如何安排得更好？第三，和外国有点类似，变化比较大的就是提前消费、贷款买房、贷款买车。
这三方面的变化说明理财需求增长很快，市场很大。同时理财的需要高了，不是单纯买个股票的问题，而是一个家庭一个人一生的全面安排的问题。还有税费怎么交啊，保险怎么做啊，养老计划，小孩的培育计划啊，所以要求高了不仅是一个投资的问题。即便单就投资而言，要求也高了。现在投资花样百出，千奇百怪，这就需要高水平的理财专业队伍。
在2000年初，中国的各大银行感觉这个问题很尖锐了，就找到我，他们说我是老行长又是老金融工作者又老办教育的，应该牵头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社会教育培训标准比较乱，水平比较低也不系统，需要高水平的资格培训，这些接受过培训的人应该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这样我就开始研究国际上的一些变化，首先是美国还有日本的各种培训认证制度。研究到最后，我们认准了CFPTM这个体系，也就是现在的国际金融理财师。于是，开始跟他们谈判，反反复复好几年，他们要求很严。从2001年开始接触，到2005年成为候选成员，2006年成为正式成员。
《第一财经日报》：三年来的实践，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刘鸿儒：从办学到现在三年的实践也证明我们是成功的，我们很受各大金融机构的欢迎，社会上很多人要求学。
最近国际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又派检查团了，评估我们这一段的工作，我刚见完他们。我们还专门请了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来做一个咨询顾问小组，（我们的CFPTM）一定要达到国际标准，因为这件事情中国过去没有做过，如果你不学国际先进经验不达到国际标准，就容易把名声搞砸。
为了保证质量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教材反复不停地修改，我们的教师队伍在全国选，并且教师队伍是淘汰制，上课后学生有个评估制度，学生认为不可以继续上课的我们就马上淘汰。我们不停地搞评价，学生和各界的评价，国际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也给我们评价，我们自己也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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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国内有很多个理财师的培训标准，你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刘鸿儒：我们原来是想官办。人民银行和各家金融机构、保险协会、证券协会联合商量，想联合官办。后来，国际组织觉得这是靠水平取胜，所以他们主张还是社会性办。
怎么办呢？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是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公益事业团体，靠捐助推动教育发展的公益组织，我是会长。后来在这一机构下成立金融理财委员会来推动这个事业。它是社会办的但有一定的官方背景，这就解决了官办还是社会办的问题，实践证明官办是不大好达到理想中的要求的。这个关键是靠水平、靠实力、靠质量。特别是授证后的管理和服务，继续教育，这个是其他任何培训认证都没有的。
《第一财经日报》：取得CFPTM认证的金融理财师还是要通过金融机构为社会提供服务，他能为我们国民投资带来什么影响？
刘鸿儒：CFPTM制度规定的理念非常清楚：
第一，理财不仅仅是帮助投资而是帮助你一生的财务安排，从出生到死亡，整个都要求安排，这个和原来的概念不一样。
第二，理财人员是为客户服务不是为本单位服务，不是为本单位卖产品服务。一切为客户着想，不能一切为推销产品着想，这个很重要。这个很多学员在学的时候很矛盾的。比如我是中行或建行的工作人员，我要推销产品，又要为客户着想，我应该怎么处理呢？（这正是CFPTM培训十分强调职业道德的原因）顾客知道你不会为了推销产品来整我骗我。不取得客户的信任瞎推销是不行的。
目前我们是给金融机构内部培养人员，因为现在迫切需要；下一步我们要面向社会，谁都可以来报考、培训、授证，这样便于他好找工作；再下一步是争取在政府认定以后金融理财师可以搞独立的公司，就像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我们就是理财师事务所，独立执业。现在国际上这方面很发达。
我们实际上是在打造一个新的行业，金融理财师行业。这个行业目前大家还不了解，没被正视。随着财富的增长，这些人影响越来越大，在越来越取得更多人的认可时，政府肯定会认批，出台相关的法律允许他们成立独立的公司。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的金融工具还是太少了，比如QDII，连汇率风险都无法有效规避。这是不是理财师发挥效用的一个瓶颈呢？
刘鸿儒：对，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金融工具少，金融理财师的作用受限制。所以，我们要学很多。比如我们准备搞金融期货，就找金融期货交易所的专家去十个城市给他们讲金融期货知识。这是继续教育。金融期货一出来，金融理财师又有活干了，他们必须懂金融期货知识。做期货、期权、权证的思路跟现货、股票是不一样的。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的理财市场会不会最后都让给了外资的银行，比如汇丰、花旗，因为他们有国际化的配置，产品设计也更成熟。
刘鸿儒：中资银行最大的竞争问题就在这里。全世界的银行业务都在往个人理财业务转移。对公的业务风险大、挣钱慢；对私的业务风险小、挣钱快。所以所有的银行都在战略转移，农行也在搞战略转移。现在私人理财主要是大客户、高端客户、私人银行。
外资行有经验有人才，理财品种多。但中资银行战略转移后在往前冲，尤其是现在可以搞QDII了，可以内外结合。另外，国内的银行也有自己的优势，分支机构广，服务对象多，薄利多收。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两年来，储蓄资金不断流入股市，你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刘鸿儒：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流动是好事，哪里有利益往哪流，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有种说法叫全民炒股、全民投资，你认为这种现象是否合理？
刘鸿儒：全民炒股的概念是不准确的，我看中国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去炒股，13亿人口七八亿农民，郊区的农民还有可能去炒股，贫困山区的根本没可能炒股，你可以去调查有几亿人在炒股。
首先，全民炒股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其次，富裕面越广，投资面也就越广，这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