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首度公开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绿色保险等七项内容
章轲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国家环保总局正研究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昨日在“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强调不能因为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利益，而使有利于更大公共利益的政策实施受到阻碍。
潘岳还表示：“从我局与各宏观经济部门合作情况看，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可以预期的。”
环保成败重在制度创新
环保总局最近几年来掀起环保风暴、采用区域限批等方式来干预对环境的破坏，收到很好的效果。然而，潘岳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这些全是行政手段，是现有法规制度框架内的最大创新，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
潘岳称，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除了环境指标的考核问责制度未到位外，从经济上讲，还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
今年年初，环保总局就公开表示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政策，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
潘岳认为，与传统的行政手段“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潘岳说，我国目前环境经济手段很少，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原因之一是没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实施和增长模式转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
“算不清这两笔账，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两赢的道路变成了两难的选择。”潘岳说，形势不允许在“万事俱备”下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力量推动建立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
着手落实七项政策
这个政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绿色保险等七个方面内容。
在征收环境税方面，将涉及专项环境税、与环境相关的资源能源税和税收优惠，以及消除不利于环保的补贴政策和收费政策。据透露，环保总局近日已向财政部门提供了第一批“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化工产品的黑名单。
潘岳还透露，环保总局正研究独立型的环境税方案。目前已建议税务部门对生产重污染的产品征收环境污染税，未来将进一步研究开征污染排放税与一般环境税，条件成熟时还可设计不同的碳税政策。而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副司长曹聪透露，财政部也已考虑开征环境保护税。
在环境收费方面，环保总局提出，落实污染者收费的政策，包括完善排污收费政策、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促进电厂脱硫、推进垃圾处理收费等。不仅如此，环保总局已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合作，推行“绿色贷款”或“绿色政策性贷款”，建立起绿色资本市场。
而且环保总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出台有关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下游对上游、受益方对受损方、“两高”产业对环保产业进行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
除此之外，环保总局已与保监会成立合作机制，准备在有条件的地区和环境危险程度高、社会影响大的行业，联合开展试点。同时共同推进环境风险责任的强制保险立法。
企业表示接受“新政”
在昨日的论坛上，华能集团绿色煤电公司总经理苏文斌专门作了《推动绿色煤电战略，亟须环境经济政策支持》的演讲，对环境“新政”表示支持。
苏文斌称，虽然“绿色煤电”能够实现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污染物的近零排放，但由于建设和运行成本远高于常规燃煤机组，污染物减排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成本增加，制约了其发展。经测算，仅“绿色煤电”计划的第一阶段IGCC示范电站的单位工程造价比常规燃煤机组高50%，运行成本比常规燃煤机组高35%。
“如果没有环境经济政策的支持，‘绿色煤电’项目将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苏文斌说。渣打银行中国公司企业及金融客户部总经理许维中也表示，在发展业务的同时，通过贷款业务评估借贷方，尽力消除业务项目对于生态系统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我们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能够确保经营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青表示，希望政府能够认可和鼓励企业在循环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企业应当承担防治环境污染的第一责任。”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司长刘兆彬昨日在演讲时称，既不能实行“交费污染”，也不能实行“交税污染”。他认为，再好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都不如企业的自觉防治。要真正解决环保问题，最重要、最根本的在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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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者付费”是国际惯例
章轲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建立和实施一套全方位、多领域、全局性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能以较低的成本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在昨日召开的“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介绍了环境经济政策在国外的实践。
综合来看，各国的环境经济政策都具有几个共性：首先是普遍体现为一种政府对经济间接的宏观调控。通过确定和改变市场游戏规则来影响污染者的经济利益，调动污染者治污的积极性，让污染者也来承担改善环境的责任。
其次，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利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事前不得不自愿减少污染的目的，而不是事后。
再次，政府部门间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策协调越来越紧密，都倾向一种混合的管理制度。随着环境政策纳入到能源、交通、工业、农业部门的政策中，环境政策与部门宏观发展政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客观上把经济手段与行政监管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最后，逐步从“秋后算账”向“全程监控”转变。这种转变使得某些类型的经济手段，如产品收费、注册管理费、清洁技术开发的补贴和押金制度等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副司长曹聪介绍，目前，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对污染行为和产品实行征税，如挪威，对于大陆架石油开采有关的燃油和废油按燃废油气量征收二氧化碳税。意大利、丹麦、瑞典、美国等对垃圾、噪音、废水、废气排放等排放污染物或污染行为征税，具体的征税范围对象名目繁多，征收的内容也千差万别。
曹聪称，在有些国家，环境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如荷兰，其环境税收收入已占财政总收入的14%左右，占GDP的3.2%。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环境税收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已体现出良好的调控效果。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只要能办成事，无所谓部门的“权和利”
章轲
最近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昨天出席“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时再度语出惊人，“只要能办成事，我们无所谓部门的权和利。”
据知情人士透露，潘岳最近一直为其积极倡导的绿色GDP烦心。由于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在绿色GDP报告发布内容和发布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分歧。早已完成的第二份绿色GDP报告至今还没有发布。
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了耗时两年完成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也是我国第一份有关环境污染经济核算的国家报告。报告对全国各地区和42个行业的环境污染实物量、虚拟治理成本、环境退化成本进行了核算分析。分析结论认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总量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
不过，原本计划在2006年底或2007年初发布的第二份绿色GDP报告至今还未公布。今年7月1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因为国际上现在还没有这个意义上的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
当然，多数人还是希望了解这份报告。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新闻中心日前联合实施的一项公众调查显示，有96.4%的人仍坚持认为“我国有必要进行绿色GDP”的核算。
今年8月2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现场，朱相远委员就提出，希望采用这样一个考察政绩的指标。
“在此表个态，任何一个宏观经济部门愿意来主导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我们都会大力配合，甘做配角。”潘岳说，如果别的部门不积极“出头”，那么我们希望有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整合各方力量推行此事。
潘岳分析指出，仅仅因为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利益，而使有利于更大公共利益的政策实施受到阻碍，这种事并不少见。政策没有推行虽令人遗憾，但更值得深思的是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深层原因。
潘岳说，一些好的办法“在我国政策实践中却迟迟没有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职能和利益调整”。他说，当理论的前瞻性与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就难免̶
